雷诺索：阿瓦雷兹成就高于克劳福德，理应是P4P之王
其试图处理的关键环节，便是使两种偏好各自收敛进而有益互补。
[103]前注[29]，袁静书，第16~23页。本文法律与文学的努力，将此一并激发。
试错的逻辑，显然不包含绝对意义的对错概念，即审理解决方案的胜出者或淘汰者，均非普遍性质的是与非，相反，其仅指特定语境的相对优劣。[98]前注[22]，韩起祥书，第95页。此意思是，若惩罚张柏不可接受，一般人感受的心理便自然会导向对张金才等人处罚的同情，因其毕竟是事出有因，非无故寻衅滋事以使群众恐慌、致社会秩序混乱。《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描绘的封捧儿案中，一个颇具关注意义的现象，即当事人及群众的自发性讨论，倾向于事件因果关系的不断追索，却不易认可一事归一事的原则。[83]④某群众提到，封彦贵没理性，前后包办她婚姻，卖来卖去四五次，你脸比城墙厚几层。
[19]但所涉陈述常是一般概说，联系若干案例亦常是简略说明，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同时或可能也无意从细节上勾画以仔细推敲。《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中的马锡五审判故事，即如此。反之，当发现裁判在枝节问题上所表现的是"充分"法律论证，这种论证又是可以争议的，阅读者的不满和"反对"是不易消失的，而且更为可能是变本加厉的，因为这里出现的是"公说婆说"的现象，出现的是"为什么你认为的有道理，我认为的就没有道理"的思维抗拒。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与其对"充分"的法律论证激起振奋的期待，不如对其保持慎重的对待。这里所说的关键不同之一就在于，在一般意义上，人们使用经验常识进行论证的日常生活场景，时常是"边界限定"的。在这里，我们作为旁观者（假定可以作为旁观者）很难说明，为什么二审法院的意见才是更有理由的，而控方已经提供的意见以及本文在这里所补充的意见（在裁定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控方提出这样的另外意见），是较为缺乏理由的。否则，民事诉讼中任何举证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对方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将无存在必要。
比如参见中国法院网上自裁定书公布至8月2日的一些争论文章。在我看来，一审法院的这种说明理由是多余的，也是没有较好实践效果的。
该法官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义务。其意在于指出，二审法院提出的R28已经断定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伪证造成的，不是该法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然而还要提出"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这是有些令人蹊跷。再次（R23），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将如何，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佐证。在我看来二审法院极为可能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Sunstein的目的，是想说明这种"未完全理论化的一致意见"，要比Ronald Dworkin的"法官应该建构一个基本理论以法律论证"的思想更有价值更为实用，后者费时费力，而且也不大可能实现。再看二审法院对焦点二的法律论证。其中论证："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是针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经济犯罪而言的，被告提出的抗辩涉及暴力犯罪而非经济犯罪，故检察机关引用该规定与本案无关。[33] 一些支持"法律论证应当充分"观点的人，都含蓄地暗示过这一点，比如使用"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等用语。
这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另文撰述，因为这样一种看法是较为传统的看法，而其他看法并不如此认为，并不认为法院可以而且实际上的确有时做些"立法"工作，还有另外的看法直截了当地认为法院根本无此权力。接着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相对"这一概念，也许正是我们理解"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何以是在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关键概念。
因为，如后面将要提到的，一般社会听众是有可能从对裁判结果的关注转入对裁判论说的关注的。这起民事判决遂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人们时常认为，中国古代许多经典文本是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的，西方许多经典文本是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的，这两种思维说理是有不同甚至冲突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两类文本的说理在各自的语境中获得接受直至获得推崇。[48]其与相互印照的"有根有据"应当是司法的"有根有据"，而不是政治、立法的"有根有据"。结论则是"指控玩忽职守的理由过于牵强"。面对现代国家浩如烟海的法律体系，人们是有可能发现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法律原则的。在这个意义上，控方可以坚持认为，不能笼统地宣称"没有显露自杀迹象的自杀超出了该法官的'正常预见'"。事实上，对于不公正或腐败的揭示，必须依赖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和无可辩驳的理由陈述，而不能依赖富有弹性的"相对有理"。
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其次，认为裁判论说充分与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有时和人们认为"思考理性"与公正有着内在关联，是相互联系的。
主张运用法理的学术例子参见，杨立久：《民事再审判决书的论证内容及方法》，载《法学》1999年第6期，第30页。前者没有增加我们的"科学、实证、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理解，后者则增加了。
[63] 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只要当事人不服裁判，总是可以提出"应当或者可以适用另外的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的观点。第一（R24），该法官确认了"借据"署名，询问了被告是否报案以及为何没有报案，并且庭审后传讯了被指为胁迫者之一的张某，所以，该法官"较认真地审查了证据、负责任地对待被告方的抗辩意见"。
陈金钊：《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第35页。[8] 这一案件的一审和终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引起了很大争议。这是现代政治生活以及立法运作的基本要求，毕竟，社会时常没有确定不移的唯一正确的公共理想。这里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出现自杀迹象，难道就一定要比没有自杀迹象更易让人作出"正常预见"？有的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有时的确表现出了自杀迹象。
事实上，通过这起裁定书的裁判，看来国家至少在目前并不一定转入其他方式加以追查。其二，23万损失与该法官职务行为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某些人来说，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经验常识具有一定的论证效果，被人接受，他们从而相信在法律论证中是会获得同样效果的，相信推出一个经验常识同样可以被人接受。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对话、说服、化解对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知识相对丰富"驯服"知识相对有限"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没有增加确定法律信息从而逐步令人确凿无疑"的问题。
最后（R12），该法官行为与当事人自杀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焦点二中的第二个问题，即"被告人是否尽职尽责、其行为是否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指出：其一，被告人没有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
如果的确有如二审法院所说，那么，许多制度诸如举报、揭发、报案、扭送等将形同虚设。[28] 经验常识的支撑，在此不是逻辑演绎意义上的支持，而是经验例举式的支持。此外，这一裁定书是由某省高级法院作出的，通常人们可能认为，级别较高的法院凭借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应该是较少争论的，因为，其以说理方式表现的法律论证是较为"有水平的"，较为"正规的"，更为可以贴近人们期待的"法律说服核心地带"。强调不同是在强调一种法律原理。
法律原理虽然是法律化的，同时又是理论化的，但是其所阐述的、说明的以及推演的，在相当程度上又在依赖说理方法和经验常识。[51] 人们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处于边缘的，但是，对其是无法忽视的。
法院在作出裁判后，难免引发裁判阅读者的不满和"反对"。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独任法官询问被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声称没有。就下级法院 "观察"上级法院的充分法律论证来说，存在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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